湘潭传统龙舟赛

　　关于湘潭龙舟历史的起源，晚清文学家王闿运在其主编的《湘潭县志》中记载：一条龙舟在竞渡时遇到大风浪，船翻后沉入壶山下的陶公潭，船上的人们则被巨大的漩涡带到深潭下的龙宫。龙王见问：“为何落水入宫？”船夫们回答说：“参加龙舟竞渡，为家乡父老求得风调雨顺，人兴财旺。”龙王被这一回答感动，特许他们在龙宫游玩七日，再护送回岸。上岸后，人们把这条船的龙头摘下来，以示纪念。从此以后，每年湘潭划龙舟，总会有一条船没有龙头。

　　乾隆年间《湘潭历史考述》中的一首竹枝词也记载了这个故事：“龙船驿外赛端阳，认得船头是阿郎。底事失头龙诧异，黄龙久不下观湘。”末后还附加了一小段文字说明，说是“湘潭驿在观湘门对岸。龙船竞渡，传吾邑有二船沉龙宫，宝糕孔留七日归。今陶公船号‘失头子’，尚可划；黄龙船不可复划，唯陆地金装迎送锦标”。不过这里提到的沉入龙宫的船是两条：陶公山（即壶山）拥有的“陶公号”，下水而无头；黄龙巷拥有的“黄龙号”虽有头但不能下水，便在陆地上盛装“接标”。

　　这些关于湘潭龙舟起源的传说故事已不可考，但湘潭龙舟竞渡的习俗，却一代代地传递着。

　　湘潭濒临湘江，壶山脚下，湘江、涓水、涟水汇聚形成一个天然港湾。明清以来，因其上连两广、下通洞庭湖入长江的地理位置，成为南方重要的货物集散码头，曾有二十余省在此设有商会，故有“天下第一壮县”“小南京”“金湘潭”等美名。

　　其实早在宋代，湘潭沿江便建有街市，绵延十余里；明初，街区即沿湘江从东到西划分为十八个“总”。“总”这个特殊的称呼，来源于古代打更巡夜所设的“总铺”。随着清朝湘潭商贸与城市活动向城外集中，一总至八总的称呼不再使用，但城外九总到十八总的地名一直延续到现在。

　　湘潭龙舟比赛中，各个队伍间的竞渡称为“斗标”；而在准备期间，每个龙舟队的代表都要到其他码头拜访相约赛事。届时，船上的“标师”会高声“赞标”，岸上的码头则会派人“接标”，就在这一来一往叙往日友情并确定当年赛事。

　　民间流传的一些“标词”生动地流露出一些码头龙舟名称和挑战者的心态。例如十六总的龙舟队来到老街后，高声说道：“小小杨梅洲（船），脚踏下五都（船），要吃金凤肉（船），筷子一把收（船）。”十八总的人则回道：“脚踏双通（船），口含七星（船），身座朝龙（船），一扫太平（船）”，来藐视对方的龙舟。

　　不过，“标词”内容还是以友好的内容居多：“兄弟码头来捧场，友谊第一不能忘。湘江赛舟显身手，我们永远是朋友。一帆风顺祝平安，码头上下喜洋洋。待到五月端阳节，举酒高歌凯旋还。”口才出众的标师常能化干戈为玉帛，使对手变为好友。

　　农历三月三过后，十八总码头下的江面变得宽敞起来，又到了湘江涨水的季节了，老街一年一度的龙舟活动也拉开了序幕。

　　热爱龙舟活动的陈建文以前当过“国标龙舟队”的教练，带队到岳阳汨罗江参加过国际龙舟比赛并取得不错的成绩，退休后一直想打造一艘属于十六总中山码头的传统龙舟。在他的牵头下，由老铁匠林少奇、水手指挥沈成林等人组成了新的“中山龙舟委员会”。

　　据湘潭有名的龙舟活动爱好者林少奇介绍，龙舟家族庞大：有10人划的“短龙”，有上百人划的“长龙”，有国际赛事上看到的“标准龙”，也有端午民间竞渡的“传统龙”。一条龙舟从组成结构、选材到保存都是非常讲究的。标准的龙舟一般长25米，最宽处2米多，舟体主梁是用粗大的圆木做成的龙脊，贯穿整条龙舟，舟体中部用两个圆木交叉构成竖立的“油叉”，是拉紧前后船头的绞紧部件。载人后可以调整舟体的弯曲度，保证承载50人不变形。

　　龙舟共分六个区：龙首用来扒开船头急流的河水为其开道，当地人叫“鹅峰”；接下来的“代桡”主要坐划手领头人；中间的“油叉”为鼓锣区；“油叉”前后是水手们聚集的前后“鼓仓”，一般有16到20个仓位，左右平均分布；尾部为“道浆”区，由两个长5米的大水桨组成，需六人共同操作，用来为龙舟加速导航；此外还有正副指挥，两个锣鼓和机动水手，合计50余人。

　　造这样一条龙舟要用7个多立方米木材，200多公斤桐油，舟体自重2吨。如此巨大的龙舟在湖南乃至全国也很少见到。除此之外，龙舟在竞渡时还会装上龙头和龙尾，一条龙舟的气势很大一部分取决于龙头。林少奇说，龙头大多用整木雕成，涂成红色，称“红龙”，也有涂成黑色和灰色的，并在成型后，安上鼻球、龙须、龙舌等，使龙头醒目有神，整条龙舟也神气活现。

　　周赞坤是十八总最有号召力的老人之一，眼看着分出去的十六总中山龙舟队一年年壮大，周赞坤打电话约好友陈绍林到茶馆来商谈龙舟事情。陈绍林年轻时是湘潭有名的划船高手，常年漂在河里，不同时节、各个地段的水流情况他都一清二楚；又因为年轻时读过一些老书，口才出众，所以还是当地有名的“铁嘴标师”。在人们的共同努力下，十八总龙舟经过精心修理焕然一新。

　　农历五月初一，启动龙舟游街时，老街被看热闹的人围了个水泄不通。龙舟在众人的簇拥下缓缓启程，由摩托、腰鼓和西乐队组成的队伍从老街出发，经过一大桥进入市中心。路上行人和车流停下来给龙舟让路，可见龙舟文化在当地人心中的分量，当然这也是十八总龙舟爱好者最幸福和荣耀的时刻。

　　龙舟抬到江边后，就是隆重的下水祭奠仪式了。周赞坤一声令下：杀猪宰羊、抛撒五谷，宣读龙舟祭文、点画龙眼、烧香祈求风调雨顺……最后，当一只鸭子被象征性地杀上一刀、抛向河面、消失在滚滚江水中时，周赞坤脸上露出了一点笑容，陈绍林在一旁鼓劲说：今年的比赛会一帆风顺、旗开得胜—这也许就是祭奠仪式带给人们的期盼与安慰吧。

　　定下比赛队伍后，龙舟在周陈两人的带领下，快速划到杨梅洲岛上“抢柳”，将一把新长的绿柳摘下插到“油叉”上。岸上观众看见船上飘动的绿柳，感觉龙舟在飞驰。

　　2011年端午节，比赛还没正式开始，湘江两岸已是人头攒动，十八总码头下的沙弯水域聚集了16条大龙舟……一时间，宽敞的江面显得有些拥挤。下午两点，十六总码头突然来了很多身穿中山水手服装的陌生汉子——原来，十六总为保证在与老对手太平街龙舟队的比赛中不负众望、稳操胜券，从湖南汉寿请来了参加过亚太地区国际皮划艇比赛并获奖的专业队伍来主划龙舟。

　　三位专业教练带着50位强壮的水手登上龙舟，陈建文坐在新买的快艇上，看着船队表演猛龙过江，敲锣打鼓为他们助威；另一边，太平街码头也从市郊农村选出精悍有力的队员；岸上的人们只等比赛开始，一比高下。

　　战鼓咚咚作响，号角此起彼伏，比赛开始后，十六总龙舟形同一人，展开巨臂飞速行驶在激流中，没用太长时间就把太平街码头老龙舟抛在后头。看着远去的中山队背影，太平街码头龙舟只好打道回府。大伙无声地将龙舟抬回家，有人开始盘算着来年也要集资造一条新龙舟，再召集一批专业划手一雪前耻。

　　不过，除了十六总和太平街码头的较量，当天九总和文星龙舟的“斗标”也异常生猛。下午集体游河时，文星龙舟一直找机会靠拢多次战胜自己的九总龙舟，想与其进行“决斗”，可九总龙舟一直回避，场面僵持了两个多小时。最后，当九总队员们聚精会神看着十六总船队大胜回港、欢庆胜利时，文星龙舟距自己只有几米的距离，随着文星队指挥一声令下启动龙舟，九总龙舟不得不在落后的情况下被迫加入比赛，奋起直追，在江面上划出奔涌的浪花。

　　距离终点800米时，九总还是落后于文星，队员们打算放弃。不过，身材高大的副指挥不甘心，跳起来主动替换已经筋疲力尽的正指挥，高声呐喊为队员们加油。奇迹终于出现了，九总的龙舟再次开足马力追上来，两船并驾齐驱时，文星的水手看见对手追上来，就有些乱了阵脚，而九总的龙舟越划越快，终于在到达终点时以“一仓水”之先战胜对手。

　　2012年4月，在一个雨过天晴的下午，我推开了易玉兰老人的家门，当我说明来意问起湘潭老街龙舟历史时，老人说起了深藏心底的龙舟往事。

　　易玉兰老人很早就失去了丈夫，靠拉板车、卖米粉养活家里的儿女。由于能干、肯吃苦，再加上为人豪爽，30多岁时开始负责组织老汽车站码头的龙舟活动，是湘潭唯一的一位女会长。

　　每年龙舟活动一开始，她家就热闹起来：到杨梅洲船厂要木材、请木工，到长沙买布匹锣鼓，到乡下找“做大桨”的老师傅……不管龙舟队缺少什么，她都能想办法筹备到，以至于当时老汽车站的龙舟被人们称为“玉兰”号。

　　2000年以后，年老体衰、只能靠低保维持生活的易玉兰再也没有能力继续组织龙舟比赛了。曾有人私下找她购买那条年久失修的旧龙舟，被她一口回绝。她说那是老码头人的精神，就是烂也要烂在河里，让它物归原主。而当年40多位水手穿的绿色服装也整齐干净地收藏在她家的阁楼上，她说：“这是老汽车站龙舟队的最后一点宝贝”，期望能把它们交给新的主人。可新一代的主人在哪里呢？

　　2016年春天，湘潭自发成立了一支“夕阳红龙舟队”，他们都是退休老人，想在有生之年为弘扬湘潭传统文化、捍卫龙舟拼搏精神作些贡献。2016年5月7日，“夕阳红龙舟队”的老伙计们用1万8千元把存放在株洲的太平号龙舟拉回了湘潭，安放在湘潭大埠桥码头河堤之下。由于经费紧张，老人们自己动手修补裂缝、抛光上漆，做好下水前的准备工作，鲜艳夺目的“夕阳红龙舟”大旗飘荡在湘江老码头的上空。

　　不过，这种安慰依然是暂时的，遗憾和忧虑挥之不去。随着老城棚户区改造的进行，老码头社区名存实亡，河街居民分散各地；年轻人不愿参加费时、耗力又没有经济回报的比赛活动；郊区河边的青年人大部分外出打工难得请回；虽然湘潭每年有一些热爱龙舟活动的人士捐钱、出物帮助操办端午龙舟赛事，但掩盖不了缺少传承根基和发展土壤的现实。